纳兹里说：「不要将宗教当成工具。」
这一句话，说得好。但，宗教不仅不应该成为任何人用以得到孩子抚养权的工具，也不应该成为任何人用以获得任何权益的工具。
联邦宪法第11条款阐明，每个人都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，以及任何宗教团体都有权管理自身的宗教事务、成立及维护宗教场所，并拥有自己的财产。
然而1988年，国会修订《联邦宪法》第121条款，增加了新条款──121（1A）条，阐明民事法庭无权审理回教法庭权限内的案件。
前联邦法院最高大法官阿末法鲁斯在李娜乔的案件的判词中写道：「回教在联邦宪法中的地位有异于其他宗教。一、只有回教在宪法第3（1）条文下被称为『联邦宗教』；二、宪法赋予州议会制订回教条规。」
「既然回教法庭有司法权限审理任何回教徒的案件，它也应有权利审理叛教事宜。」
内阁对于婚姻中的宗教条文给予详细的解读，绝对是值得嘉许的举措。但是，只怕相关条文的修正还没有呈交到国会，就因为抵触联邦宪法而作罢。
一直以来，宗教的敏感地带为法律与宗教的交界处设下太多的模糊界限。但是，为了维护宗教的崇高地位，当权者也在法律中给予了宗教无限的保障。
所以，当内阁要做相关宗教的法律修正时，当中涉及的法律修改绝不可能如纳兹里口中所说的，能在第二天就达成。
宗教自由，本来就应该是人的基本人权。无论在任何的国度，任何的时空，无理的精神束缚应该被立即的解除。强行骑劫个人的宗教信仰，只能徒留其人，不留其心。
这一次，我们在印度妇女的案件上看到了悲悯，但，还有许多被无理条款牵制自由的个人在受着无形的枷锁捆绑。纳兹里的建议，或许解决了个人的问题，却无法接触大环境的束缚。
宗教，不应该成为工具，它不应该成为利益的工具，也不应该成为权力的工具，更不应该成为获取政治资本的工具。
如今的提议，是改革的一小步，但，正视人所享有的基本宗教权，还与人民应有的基本权利，才是法律与宗教改革所必须跨出的一大步。
《东方日报》-前线人言 彭雪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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